首页 »

最高检、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建“直通车”纠正冤错案,让企业家安心放心专心

2019/8/14 4:45:55

最高检、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建“直通车”纠正冤错案,让企业家安心放心专心

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通气会,发布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第一批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的第一批7件典型案例,包括合同履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刑事犯罪、诉讼保全和国家赔偿六种类型,分别体现了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督促政府诚信守约、规范行政管理行为、依法慎用保全措施、纠正违法执行行为、加大国家赔偿力度等平等全面保护产权和保障企业家人身权、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的要求。

  

专家学者表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对于增强企业家人身及财产财富安全感,稳定社会预期,使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充分发挥企业家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涉案企业财产处理不当造成损失应赔偿

  

在公布的7件典型案例中,北鹏公司申请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备受关注。该案是自1995年国家赔偿法正式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赔偿的第一起刑事违法扣押国家赔偿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陶凯元担任审判长。

  

2008年,辽宁省公安厅在侦查一起案件期间,发现北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涉嫌毁损财务文件、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犯罪行为,于是,扣押、调取了北鹏公司100余册财务文件,并扣押其人民币2000万元。

  

此后,该案进入司法环节,法院判决北鹏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原法定代表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对扣押财物,刑事判决未作出认定和处理。判决生效后,北鹏公司申请辽宁省公安厅解除扣押、返还财物并赔偿损失。辽宁省公安厅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北鹏公司向公安部申请复议。公安部复议认为,北鹏公司的请求符合法定赔偿情形,于是责令辽宁省公安厅限期作出赔偿决定。但辽宁省公安厅却没有履行该决定。

  

2015年,北鹏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由辽宁省公安厅解除扣押,返还财务文件和2000万元,赔偿利息损失869万余元。

  

最高法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法院刑事判决认定北鹏公司及其责任人员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但免于刑事处罚,此后,辽宁省公安厅继续扣押北鹏公司有关款项及财务账册,就丧失了法律依据。最高法决定,辽宁省公安厅向北鹏公司返还侦查期间扣押、调取的该公司财务文件;返还侦查期间扣押的2000万元人民币,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83万元。

  

“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是我国公民的宪法权利,应该得到切实保障和落实,这是现代人权观念的要求,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尽管赔偿请求人构成了犯罪,被法院定罪免刑,但这并不意味他们就没有了合法权益。”陶凯元说。

  

房子被违法强拆,政府应赔偿

  

7件典型案例中,许某某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是今年1月25日由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作出终审判决的。庭审时,被申请人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区长郭慧强到庭参加诉讼。

  

郭慧强在法庭上表示:“通过参加本次庭审我提高了依法行政的意识,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行政效率,忽略了法律程序。今后将按照法律来规范征收补偿的行为,将更多的纠纷化解在行政程序中,耐心做好群众工作。”

  

2014年9月26日,许某某位于金华市婺城区五一路迎宾巷8号、9号的房屋被拆除。然而,此时不仅拆迁方没有与许某某达成协议,而且婺城区政府是在当年10月26日才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将该房屋纳入征收决定范围的。许某某于是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婺城区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同时提出包括房屋损失、停产停业损失、物品损失在内的三项行政赔偿请求。

  

一、二审法院确认了政府的行政违法行为,但判决通过补偿的程序弥补损失,而不是判处赔偿损失。许某某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申请再审。

  

最高法再审认为,本案虽然有婺城建筑公司主动承认“误拆”,但许某某提供的现场照片等证据均能证实强制拆除系政府主导下进行,婺城区政府主张强拆系民事侵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本案判决,进一步明确了市、县级人民政府实施强制搬迁行为在组织法和行为法上的主体责任,防止市县级政府在违法强拆后,又利用补偿程序来回避国家赔偿责任,回避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对行政强制权的监督。

  

有约必守,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既是人民法院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经验总结,更是全国法院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工作的指引和参考,对提高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司法水平,营造产权保护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的良好法治环境,将发挥明确的示范效应、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高法研究室主任颜茂昆表示。

  

在7件典型案例中,重庆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泸州市某区人民政府等合同纠纷案是当前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乱象的典型例证。

  

2008年,泸州市某区人民政府通过公开招商,与民营企业重庆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订立一系列土地整理项目投资协议,约定由该投资公司投资3.2亿元对该区两块土地实施土地整理。

  

协议订立后,该投资公司陆续投入1亿余元资金用于该项目。2014年,区政府向某投资公司发函称,以上协议违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和四川省国土资源厅、省财政厅、省监察厅、省审计厅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文件精神,要求终止履行以上协议。

  

眼看已经投入的1亿余元资金打了水漂,预想的收益也没有拿到,投资公司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区政府终止履行协议的函无效,并要求区政府继续履行协议。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区政府解除行为是否产生效力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中,区政府所提及两份文件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且未对本案所涉协议明令禁止,区政府以政策变化为由要求解除相关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发出的终止履行协议的函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于是作出判决:区政府继续履行与投资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颜茂昆说,诚信守约是民事合同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作为一方民事主体更应带头守约践诺。明确在民事合同的履行中作为合同主体的基本规则,对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维护投资主体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案裁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解除合同,对于规范政府行为、推动政府践诺守信,具有积极指引作用。

 

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涉产权刑事申诉检察工作情况,并发布了涉产权刑事申诉、国家赔偿和赔偿监督典型案例。案例包括赛格集团有限公司申诉案、赵守帅申诉案、月亮湾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申诉案、长康实业有限公司申诉案等4件。

  

截至目前,最高检挂牌督办的13起案件中,7件获纠正

  

“有恒产者有恒心”,现代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在党中央强调要求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背景下,最高检相应加大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从2016年开始,密集出台多份文件对加强产权司法保护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要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坚持有错必纠,抓紧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侵害产权的案例。

  

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推动涉产权刑事申诉检察工作,坚决监督纠正相关冤错案件,是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重要内容。最高检明确提出了“三个一批”的工作要求:抓紧筛选一批重点案件、挂牌督办一批重点案件、着力纠正一批典型冤错案件。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厅长尹伊君表示,2017年,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了对涉产权重大刑事申诉、国家赔偿案件挂牌督办活动。截至目前,最高检挂牌督办的13件案件中,除1件因当事人原因中止审查外,其余12件均已办结,7件获得纠正;各省级检察院挂牌督办的71件案件中,已办结64件,14件获得纠正。

  

在这些案件中,既有不服检察机关不批捕、不起诉的申诉案件,也有不服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的申诉案件,还有对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决定不服申请检察监督的案件;既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服提出的申诉,也有被害人不服提出的申诉;既有司法机关对侵害产权犯罪打击不力的,也有公权力运用不当以至于侵害公民法人合法财产权的,还有司法机关对冤错的产权主体依法履行国家赔偿责任的,涉及产权司法保护各个方面。

  

破解涉产权刑事案申诉难的关键在于破除地方利益纠葛

  

涉产权刑事案件多数都涉及较大财产利益,一旦造成冤错,将给企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即使启动国家赔偿程序,依法作出足额赔偿,也难以弥补。一些冤错案件造成企业破产或名存实亡,大部分企业都很难再回归瞬息万变的市场。而且,申诉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阻力,有些企业家甚至持续申诉十多年,才等来一纸再审决定书。

  

甘肃省永昌县农牧机械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赵守帅因拖欠河南省新乡一拖拉机厂76万余元货款,被河南警方以涉嫌合同诈骗罪逮捕,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赵守帅与永昌农牧机械总公司不服提出申诉。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且原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据此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17年3月,河南省高院裁定撤销原审刑事判决,发回重审。此时,赵守帅已服完全部刑期,于2010年7月刑满释放。

  

对此,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副厅长罗庆东表示,申诉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刑事申诉案件办理工作是对原案的再次审查,必须坚持更高的标准和更严谨的程序,其审查、认定、甄别和纠正是一个细致、复杂、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很多案件办案机关之间也存在较大争议,需要核实复查大量证据,需要依法按程序办理。有些时候,涉企业家重大申诉案件还会涉及地方利益纠葛,难免存在各种阻力。

  

“各级检察机关对公民法人依法提出的申诉,要求该受理必须受理。对涉产权申诉案件,刑事申诉检察部门还与控告检察部门建立了‘直通车’,确保案件能够被及时受理、依法办理。”罗庆东说。

  

最高检探索设立专门检察官办案组,重大案件异地审查

  

为增强涉产权司法保护的针对性、实效性,最高检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涉产权刑事申诉、国家赔偿案件重点,包括与国有资产产权相关的案件、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相关的案件、与农村集体产权相关的案件、与民营企业产权相关的案件、与公民个人财产相关的案件、与涉案财产相关的案件等六类。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交易处置过程中涉及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等刑事申诉案件,农村集体产权管理、处置方面涉及的贪污、职务侵占等刑事申诉案件,以及因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而提出的国家赔偿案件等都在办案重点之中。

  

“办理涉产权刑事案件,必须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对于法律界限不明、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应当不作为犯罪处理。”这是最高检确立的办案原则之一。这些原则执行落实是否到位,直接影响着此类案件的办理质量。据此,检察机关在涉产权刑事申诉检察工作中,结合办案开展了反向审视工作,充分运用回看全程、末端检视的工作优势,发挥“反光镜”和“显微镜”的职能作用,对重点案件和已经纠正的冤错案件,逐案进行深度分析,找出原办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瑕疵,及时反馈并督促原办案部门加以改进,切实做好防止和纠正冤错案件工作。

  

“目前,检察机关涉产权刑事申诉案件办理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包括工作开展不够平衡、有的地方重视不够,对产权涉及的利益纠葛和不当干扰存在畏难心理等。”罗庆东表示,最高检决定在2018年开展为期一年的涉产权刑事申诉、国家赔偿案件专项督察活动,继续采取挂牌督办、重大案件异地审查等有效措施,探索设立专门负责办理涉产权刑事申诉和国家赔偿案件的检察官办案组,不断提升涉产权申诉专业化司法水平。